贵州一张

1.6月1日
        与家里的领导和晓晓去北京游乐园,领导一个人大玩高空刺激,旁观者是怯如鸡的在下.

2.6月2日
        论文答辩.顺利.老师们表扬一番,也提出若干意见.

3.6月的那天

        坝坝上所见的武警

4.6月9日

         故宫,考古所的一个师弟把我们带进去了,呵呵.大英博物馆藏品展,有达芬奇的原作耶.观 军机处,三希堂,看历代青铜器,

5.6月中旬

         宁夏,贺兰岩画,黄河边的沙坡头,在中卫--沙漠与稻田紧密相连的塞上江南.

        

 

20日论文打印出来，绷紧的脑筋就此完全松下来，

整个人就像是一只旧袜子。

 

对于论文，已经无话可说，似乎花了太多精力，

又明显感觉还有一些不足待填补，

比如市民社会和自组织的问题，想到了，如果写上去，会更完整，

但是，但是，时间到，就是这样，那就这样吧。

 

尽管李老师说还不错，没有提出大的修改意见，只就些敏感词汇以及疏漏之处说了说，

心里其实还是有些惴惴不安的，

如鱼饮水，得失自知

 

读《法国革命论》

 

21日去所里交给系秘书，而后旁听何老以及另一个陈先生的的博士论文答辩

（两位都是老景的学生，后者也颇有些来历，基督徒，某著名NGO的中国总干事，还是太平绅士）

院里图书馆借“基督教历代名著集成”系列中几种

《亚历山太学派选集》、《基督教社会思想史》、《路德选集》（上下）、《纽曼选集》、《祈克果的人生哲学》、《人的本性与命运》、《饶申布士社会福音集》、《近代理想主义》，

 

在回来的24路车上，看北京的初夏，槐叶初盛

 

研院图书馆又借《古兰经》、《十力语要》二种

 

22日是所里的07级的博士生面试，新的浪花就上来了

 

 

 

匿名评审的结果

出来了

没有我的名字

惭愧

和轻松

 

论文一直进展不顺

思路堵塞

这段时间

也就是写了两万字

（现在已经有16万了，还差大约1万5千字）

争取一周内完结

 

每天中午傍晚吃饭时

都在看片子（院里ftp下的）

列个名录：

《亚瑟和迷你王国》

《国家地理之子宫日记》

《姨妈的后现代生活》

《三峡好人》

《硫黄岛家书》

《父辈的旗帜》

《潘神的迷宫》

《博物馆之夜》

《通天塔》

《波拉特》

《教父》（1）

《南极大冒险》

 

 

通过免费播客 上美国名校课程

林方伟 (2007-01-29)

 

远程e学习的震荡

　　不用花一毛钱就能免费到哈佛、斯坦福（Stanford）、加州伯克利（UC Berkeley ）等美国名校上课。这可是千真万确，不是愚人节的玩笑。

　　美国大专学府这一两年内与新媒体进入“蜜恋期”，极力鼓励教授用播客（podcast）、网上视像（webcast）、录影vlog等新媒体科技录下他们的讲堂课，让学生能通过电脑、或下载至MP3机突破教室的墙框，随时随地都能学习。

　　这股新媒体教育的风气也在去年从美国吹来本地，不同的是：这些录自讲堂的播客只限该大学学生使用。

　　近年，美国许多名校纷纷把他们部分讲堂的课程、播客、网上视像免费挂上网，让公众也受惠，为僵化的教育文化引爆一次震荡。

 艾莉森曾在1994年至2002年之间任职于耶鲁大学教务长，在2003年10月正式担任剑桥大学校长。 

　　杜克大学（Duke）早在2004年砸下50万美元，给每名新生一台iPod，方便他们使用学校的新媒体教学，当时在美国教育界造成很大的轰动。

学习风气开放先锋

　　麻省理工学院(MIT)或许是开创这开放学习的风气的先锋。早在1999年他们便展开MIT Open Course Ware (MIT OCW)系统，把课程教材在网上完全公开，希望能在21世纪开拓一个远程e学习的环境。目前他们网上已有1550个课程的教材任公众自由浏览使用。

　　1990年毕业自MIT，目前在新加坡管理大学执教的梁天然博士上学期也开始采用播客讲课。

　　他说美国名校一点也不介意让公众免费使用他们的知识财产，因为“这是宣传他们学府的素质的最佳途径。不过这也为教育带来新的朝气，重申教育并不只是上课，而是跟知识、最杰出的思想交流、沟通。如果你的目的是要学到东西，那你不一定要去到课室。”

学术播客专页

　　斯坦福与加州伯克利大学与苹果电脑合作，使用他们的iTunes系统，在他们的iTunes店上的iTunes University设有播客专页，除了学术播客也挂上名人到校的演讲、讲课及其他校内文化与运动活动的录像。公众都能免费下载收看听（使用方法请看附文）。去年名列美国最佳大学第四名的斯坦福有点吝啬，只挂上了神学、文学及物理播客各一个。相比之下更显得伯克利的慷慨，它们挂上了电脑、物理、工程、生物学、化学、IT、社会、艺术与人文课程等，你有心都未必有时间能完全下载来进修。

　　普林斯顿、耶鲁及哈佛开放大学（Harvard Extension School）也在iTunes店各挂上一则免费的课程。

一站式新媒体学习平台

　　去年获选美国第一大学的普林斯顿怎能落人之后，也努力加入MIT改革教育的行列，设立了一个“大学频道”网站（University Channel）。它是搜集了全世界大学免费的演讲、研讨会的播客与录像，一站式的新媒体学习平台。“大学频道”所涉及的题材非常广泛，包括经济、全球化、医药保健、法学、媒体、政治、科学、社会、战争及文化等。

　　哈佛开放大学最近更做出大胆的尝试——上完课后老师可能都不知道学生的长相。他们法律系里的一堂课“CyberOne：公众舆论的法庭里的法律”几乎整个课程都是用新媒体进行的。学生每个星期得听教授先前在法学院录下的讲堂课，之后用网上笔记写下上课心得感想。更妙的是，学生之后还得用现在火红得很的Second Life虚拟网上空间分身成虚拟人物跟课程里的“同学”讨论完成集体作业等。

融入全球学习效应

　　对学生来说，新媒体教育或许是纵容自己睡迟，不上课的借口。但对那些以往没有机会上大学的人来说，这是“走进”传奇的“常青藤盟校”（Ivy League）及名校课室的机会，有着打破僵化教育主旨的精英主义的深一层意义。

　　新加坡国立大学政治地理教授Carl Grundy-Warr博士说：“我不相信大学应该是只让社会精英受益的象牙塔。大学应该跟它所处的社会有更深入的互动与交流，而新媒体就是可能会让学府以外的群众来参与教育过程的工具。”

　　学术教育界正面临一场新浪潮、文艺复兴。只要教育工作者肯打开脑筋，学习怎么将新媒体融入教育的过程，他们能打开的全球学习效应及可能性将会是无限制的。

　　Carl Grundy-Warr博士笑说：“这么一来，全世界就仿佛变成了一所巨大的大学！”

本地大学 讲堂播客只限校内学生使用

　　这股新媒体教育的风气也在去年从美国吹来本地，不同的是：这些录自讲堂的播客只限该大学学生使用，公众还没份儿。

　　目前国大、南大及管理大学都有一部分的教授把他们的讲堂课录成播客（MP3），或录像（webcast）挂上学校内部的网络。新加坡管理大学SMU的“教学中心”上学期开始鼓励教授把新媒体融入教学，但不强制。目前有7位教授参与，在校内网络挂上14个课程，有27％到34％的学生报名使用。

　　中心主管黄宇基博士说他们只要上iTunes订阅这播客，便能定时收到最新挂上的录音。他说：“新媒体是年轻人习以为常的生活语言，他们每天都在写博客、看YouTube、用iTunes听MP3，使用它来教学是希望用他们的语言来刺激他们对学习的热忱。”

　　他这个学期教“电脑分析工具”课时将开始用电脑笔记的方式让学生抒发学习上的感想：“这就相等于用博客来写图书报告，若叫他们写在一张纸上他们可能就不感兴趣了。”

　　据可靠消息透露，明年教育部也将在全国部分展开的未来学校计划，预计新媒体也将扮演主要的角色。

免费播客大学指南（排名不分先后）：

◆MIT

　　称之为21世纪的教育。大多是名家到学校的演讲，讲座。都以录像方式播放，不能下载因此只能在网上浏览。

　　http://mitworld.mit.edu/

　　MIT OpenCourseWare

　　http://ocw.mit.edu/index.html

◆Stanford University

　　http://itunes.stanford.edu/

◆U C Berkeley

　　http://webcast.berkeley.edu/

　　http://itunes.berkeley.edu/

　　（除了讲堂课精采外，特别活动special events也很赞，大导演David Lynch是演讲者中名气最大的。）

◆UCLA

　　(有心理系、太空科学、经济、政治学及生命科学等的演讲,但只有小部分任公众下载)

　　http://www.oid.ucla.edu/webcasts/courses/

◆Rice University

　　http://webcast.rice.edu/

◆UC San Diego的“口袋里的教授”

　　http://podcast.ucsd.edu/

◆Purdue University

　　http://boilercast.itap.purdue.edu:1013/Boilercast/Whatisboilercast.htm

◆Western Kentucky University

　　http://blog.wku.edu/podcasts/

◆York College，

　　The 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

　　http://podcast.york.cuny.edu/lectures/

◆Georgetown University

　　http://webcast.georgetown.edu/

◆University Channel

　　(由Princeton大学发起，)

　　http://uc.princeton.edu/main/

◆非大学类的知识网站，网记名人的演讲（有甘地、肯尼迪、Martin Luther King等）、免费的有声书等。

　　http://www.learnoutloud.com/Free-Audio

新媒体教学 难取代师生面对面交流

老师怎么说

梁天然博士：让学生有个后备的录音……

　　SMU教资讯与电脑科技的梁天然博士是最早、最积极在教学上采用新媒体的教授之一。他说：“我的课是教学生怎么用互动的电脑工具来思考商业上的问题，用新颖的教学方式来传达这个概念是最好不过的了。”

　　他在讲堂上经常跟学生互动，让他们用“做”来学习，学生没有时间来抄笔记。把讲堂录成播客的好处是，学生有个后备的录音，不用担心抄不全笔记，可以把心思完全放在发问与跟师生交流。

　　他每堂课就要上3个小时，学生大多不会回去再耗费3小时重听。但当课堂是哲学及论理性质时，学生就较可能在地铁巴士上随意重听，刺激思考。

Carl Grundy-Warr博士：新媒体最大局限：师生不能同时交流。

　　新加坡国立大学也有不少老师把讲堂课拍摄下来的习惯。好比教政治地理课的Carl Grundy-Warr博士就较喜欢用webcast。他说：“因为只听见声音，我觉得单用播客局限较多。因为我喜欢在课堂上使用地图、图像讲解所以webcast会较有效。”

　　他最近率领国大跟加拿大与悉尼的两家大学进行一堂联合教学，webcast在这个情况就发挥了新媒体的魅力，打破了国界，扩大了同步与远程知识分享的可能性。

　　“我是个老派的人，我相信单靠播客还是不能取代传统的课堂教学。因为新媒体最大局限就是：师生不能同时交流，而交流与即时反应是教学最重要的部分。

　　“但学习的过程对学生来说应该是没有局限的，最理想的情况是老师能使用各种不同的媒介、媒体来辅助面对面的教学。我们应尽量用各种方式，不管是面对面还是远程的，来传达与提供资讯与知识。”

学生怎么说

律师梁友进：教育界把旧点子“重新包装、促销”。

　　2000年毕业自国大法律系的律师梁友进说，在他的年代（上世纪90年代）国大就有把讲堂课拍摄下来，挂上学校内部网络的习惯。现在火红得不得了的“新媒体”在他眼里只不过是教育界把旧点子“重新包装、促销”。

南大生黄伟胜：只选择下载跟课程息息相关的来听。

　　现代的学生也只把播客讲堂视为“后备”的“纪录”或“资料库”。南大土木工程系4年级生黄伟胜说他只有在错过讲堂课或考试温书时才会去找出来重听／看某一段他抄得不清楚的讲义部分。上学期，南大举办了“e学习周”，假设禽流感爆发的情况，让学生模拟演习在家里听播客讲堂，并上聊天室与老师与其他同学交流。黄伟胜上去后发现学生反应不热烈。他认为新媒体不太有效，是无法取代师生一对一、面对面交流的教学法。

　　而对于免费下载的美国Ivy League课程，他说不会“‘机’不择食”，有必要的话只会选择下载跟他的课程息息相关的来听。看来名校播客讲堂只是对学府外的好学的专业人士有吸引力。

《联合早报》
（编辑：苏亚华）

3月7号回北京，

 

今天过花溪公园，

桃花樱花盛开

 

十多年前买过一本杨之华回忆瞿秋白的小册子，

只是略翻了翻，一直没有仔细看

今天将瞿秋白的＜多余的话＞仔细读了

有当头一棒之感，呜呼

７０年前永远的３６岁！

 

多余的话（一）

瞿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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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何必说？－－代序
　　
话既然是多余的，又何必说呢？已经是走到了生命的尽期，余剩的日子，不但不能按照年份来算，甚至不能按星期来算了。就是有话，也是可说可不说的了。
　　
但是，不幸我卷入了“历史的纠葛”－－直到现在，外间好些人还以为我是怎样怎样的。我不怕人家责备、归罪，我倒怕人家“钦佩”。但愿以后的青年不要学我的样子，不要以为我以前写的东西是代表什么主义的。所以我愿意趁这余剩的生命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写一点最后的最坦白的话。
　　
而且，因为“历史的误会”，我十五年来勉强做着政治工作。－－正因为勉强，所以也永远做不好，手里做着这个，心里想着那个。在当时是形格势禁，没有余暇和可能说一说我自己的心思，而且时刻得扮演一定的角色。现在我已经完全被解除了武装，被拉出了队伍，只剩得我自己了，心上有不能自已的冲动和需要。说一说内心的话，彻底暴露内心的真相。布尔什维克所讨厌的小资产阶级知识者的自我分析的脾气，不能够不发作了。
　　
虽然我明知道这里所写的，未必能够到得读者手里，也未必有出版的价值，但是，我还是写一写罢。人往往喜欢谈天，有时候不管听的人是谁，能够乱谈几句，心上也就痛快了。何况我是在绝灭的前夜，这是我最后“谈天”的机会呢！

（一九三五•五•一七于汀州狱中）
多余的话（二）

瞿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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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误会
　　
我在母亲自杀家庭离散之后，孑然一身跑到北京，只愿能够考进北大，研究中国文学，将来做个教员度过这一世。什麽“治国平天下”的大志都是没有的，坏在“读书种子”爱书本子，爱文艺，不能安分守己地专心于升官发财。到了北京之后，住在堂兄纯白家里，北大的学膳费也希望他能够帮助我——他却没有这种可能，叫我去考普通文官考试，又没有考上，结果，是挑选一个既不要学费又有“出身”的外交部立俄文专修馆去进。这样，我就开始学俄文（一九一七年夏），当时并不知道俄国已经革命，也不知道俄国文学的伟大意义，不过当作将来谋一碗饭吃的本事罢了。 
　　
一九一八年开始看了许多新杂志，思想上似乎有相当的进展，新的人生观正在形成。可是，根据我的性格，所形成的与其说是革命思想，无宁说是厌世主义的理智化。所以最早我国郑振铎、瞿世英、耿济之几个朋友组织《新社会》杂志的时候，我是一个近于托尔斯泰派的无政府主义者，而且，根本上我不是一个“政治动物”。五四运动期间，只有极短期的政治活动。不久，因为已经能够查着字典看俄国文学名著，我的注意力就大部分放在文艺方面了。对于政治上的各种主义，都不过略略“涉猎”求得一些现代常识，并没有兴趣去详细研究。然而可以说，这时就开始“历史的误会”了：事情是这样的——五四运动一开始，我就当了俄文专修的总代表之一。
　　
当时的一些同学里，谁也不愿意干，结果，我得做这一学校的“政治领袖”，我得组织同学群众去参加当时的政治运动。不久，李大钊，张崧年他们发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或是“俄罗斯研究会”罢？），我也因为读了俄文的倍倍尔的《妇女与社会》的某几段，对于社会——尤其是社会主义最终理想发生了好奇心和研究的兴趣，所以也加入了。这时候大概是一九一九年底一九二○年初，学生运动正在转变和分化，学生会的工作也没有以前那麽热烈了。我就多读一些书。
　　
最后，有了机会到俄国去了——北京晨报要派通信记者到莫斯科去，来找我。我想，看一看那“新国家”，尤其是借此机会把俄国文学好好研究一下，的确是一件最惬意的事，于是就动身去（一九二○年八月）。
　　
最初，的确吃了几个月的黑面包，饿了好些时候。后来俄国国内战争停止，新经济政策实行，生活也就宽裕了些。我在这几个月内请了私人教授，研究俄文、俄国史、俄国文学史；同时，为着应付晨报的通信，也很用心看俄国共产党的报纸、文件，调查一些革命事迹。我当时对于共产主义只有同情和相当的了解，并没有想到要加入共产党，更没有心思要自己来做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因为那时候，我误会着加入了党就不能专修文学——学文学仿佛就是不革命的观念，在当时已经通行了。
　　
可是，在当时的莫斯科，除我以外，一个俄文翻译都找不到。因此，东方大学开办中国班的时候（一九二一年秋），我就当了东大的翻译和助教；因为职务的关系，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书籍不得不研究些，而文艺反而看得少了。不久（一九二二年底），陈独秀代表中国共产党到莫斯科（那时我已经是共产党员，还是张太雷介绍我进党的），我就当他的翻译。独秀回国的时候，他要我回去工作，我就同了他回到北京。于右任、邓中夏等创辨“上海大学”的时候，我正在上海。这是一九二二年夏天。他们请我当上大的教务长兼社会学系主任。那时，我在党内只兼着一点宣传工作，编辑《新青年》。
　　
上大初期，我还有余暇研究一些文艺问题，到了国民党改组，我来往上海广州之间，当翻译，参加一些国民党的工作（例如上海的国民党中央执行部委员等）；而一九二五年一月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又选举了我的中央委员。这时候，就简直完全只能做政治工作了。我的肺病又不时发作，更没有可能从事我所爱好的文艺。虽然我当时对政治问题还有相当的兴趣，可是有时还会怀念着文艺而“怅然若失”的。
　　
武汉时代的前夜（一九二七年初），我正从重病之中脱险。将近病好的时候，陈独秀、彭述之等的政治主张，逐渐暴露机会主义的实质，一般党员对他们失掉了信仰。在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大会上（一九二七年四五月间），独秀虽然仍旧被选，但是对于党的领导已经不大行了。武汉的国共分裂之后，独秀就退出中央。那时候，没有别人主持，就轮到我主持中央政治局。其实，我虽然在一九二六年年底及一九二七年年初就发表了一些议论反对彭述之，随后不得不反对陈独秀，可是，我根本上不愿意自己来代替他们——至少是独秀。我确是一种调和派的见解。当时只想独秀能够纠正他的错误观念，不听述之的理论。等到实逼处此，要我“取独秀而代之”，我一开始就觉得非常之“不合式”，但是，又没有什麽别的辨法。这样我担负了直接的政治领导的一年光景（一九二七年七月到一九二八年五月）。这期间发生了南昌暴动，广州暴动，以及最早的秋收暴动。当时，我的领导在方式上同独秀时代不同了。独秀是事无大小都参加和主持的。我却因为对组织尤其是军事非常不明了，也毫无兴趣，所以只发表一般政治主张，其余调遣人员和实行的具体计划等，就完全听组织部军事部去办。那时自己就感觉到空谈无聊，但是一转念要退出领导地位，又感到好像是拆台。这样，勉强着度过了这一时期。
　　
一九二八年六月间共产党开第六次大会的时候，许多同志反对我，也有许多同志赞成我。我的进退成为党的政治主张的联带问题。所以，我虽然屡次想说“你们饶了我吧，我实在没有兴趣和能力负担这个领导工作了”。但是，终于没有说出口。当时形格势禁，旧干部中又没有别人，新干部起来领导的形势还没有成熟，我只得仍旧担着这个名义。可是，事实上“六大”之后，中国共产党的直接领导者是李立三和向忠发等等。因为他们在国内主持实际工作，而我在莫斯科当代表当了两年。直到立三的政治路线走上了错误的道路，我回到上海开三中全会（一九三○年九月底），我更觉得自己的政治能力确实非常薄弱，竟辨别不出立三的错误程度。结果，中央不得不再招集会议——就是四中全会，来开除立三的中央委员、我的政治局委员，新干部起来接替了政治的最高领导。我当时觉得松了一口气。从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三一年初，整整五年。我居然当了中国共产党领袖之一，最后三年甚至仿佛是最主要的领袖（不过并没有象外间传说的“总书记”的名义）。
　　
我自己忖度着，像我这样的性格、才能、学识，当中国共产党的领袖确实是一个“历史的误会”。我本是一个半吊子的“文人”而已，直到最后还是“文人积习未除”的。对于政治，从一九二七年起就逐渐减少兴趣。到最近一年——在瑞金的一年实在完全没有兴趣了。工作是“但求无过”的态度，全国的政治情形实在懒得问。一方面固然是身体衰弱，精力短少，而表现十二分疲劳的状态；别的方面也是几十年为着“顾全大局”勉强负担一时的政治翻译、政治工作，而一直拖延下来，实在违反我的兴趣和性情的结果。这真是十几年的一场误会，一场噩梦。
　　
我写这些话，绝不是要脱卸什麽责任——客观上我对共产党或是国民党的“党国”应当担负什麽责任，我决不推托，也决不能用我主观的情绪来加以原谅或者减轻。我不过想把我的真情，在死之前，说出来罢了。总之，我其实是一个很平凡的文人，竟虚负了某某党的领袖的名声十来年，这不是“历史的误会”，是什麽呢？
　　
脆弱的二元人物
　　
一只赢弱的马拖着几千斤的辎重车，走上了险峻的山坡，一步步地往上爬，要往后退是不可能，要再往前去是实在不能胜任了。我在负责政治领导的时期，就是这样一种感觉。欲罢不能的疲劳使我永久感觉一种无可形容的重压。精神上政治上的倦怠，使我渴望“甜蜜的”休息，以致于脑筋麻木，停止一切种种思想。一九三一年一月的共产党四中全会开除了我的政治局委员之后，我的精神状态的确是“心中空无所有”的情形，直到现在还是如此。
　　
我不过三十六岁（虽然照阴历的习惯我今年是三十八岁），但是，自己觉得已经非常地衰惫，丝毫青年壮年的兴趣都没有了。不但一般的政治问题懒得去思索，就是一切娱乐，甚至风景都是漠不相关的了。本来我从一九一九年就得了吐血病，一直没有好好医治的机会。肺结核的发展曾经在一九二六年走到非常危险的阶段，那年幸而勉强医好了。可是立即赶到武汉去，立即又是半年最忙碌紧张的工作。虽然现在肺痨的最危险期逃过了，而身体根本弄坏了，虚弱得简直是一个废人。从一九二○年直到一九三一年初，整整十年——除却躺在床上不能行动神志昏瞀的几天以外——我的脑筋从没有得到休息的日子。在负责时期，神经的紧张自然是很厉害的，往往十天八天连续的不安眠，为着写一篇政治论文或者报告。这继续十几年的不休息，也许是我精神疲劳和十分厉害的神经衰弱的原因，然而究竟我离衰老时期还很远。这十几年的辛劳，确实算起来，也不能说怎麽了不得，而我竟成了颓丧残废的废人了。我是多麽脆弱，多麽不禁磨练呵！
　　
或者，这不尽是身体本来不强壮，所谓“先天不足”的原因罢。
　　
我虽然到了十三、四岁的时候就很贫苦了，可是我的家庭，世代是所谓“衣租食税”的绅士阶级，世代读书，也世代做官。我五、六岁的时候，我的叔祖瞿庚韶，还在湖北布政使任上。他死的时候，正署理湖北巡抚。因此，我家的田地房屋虽然几十年前就已经完全卖尽，而我小时候，却靠着叔祖伯父的官俸过了好几年十足的少爷生活。绅士的体面“必须”维持。我母亲宁可自杀而求得我们兄弟继续读书的可能；而且我母亲因为穷而自杀的时候，家里往往没有米煮饭的时候，我们还用着一个仆妇（积欠了她几个月的工资，到现在还没有还清）。我们从没有亲手洗过衣服，烧过一次饭。
　　
直到那样的时候，为着要穿长衫，在母亲死后，还剩下四十多元的裁缝债，要用残余的木器去抵帐。我的绅士意识——就算是深深潜伏着表面不容易察觉罢——其实是始终没脱掉的。
　　
同时，我二十一、二岁，正当所谓人生观形成的时期，理智方面是从托而斯泰式的无政府主义很快就转到了马克思主义。人生观或是主义，这是一种思想方法——所谓思路；既然走上了这条道路，却不是轻易就能改换的。而马克思主义是什麽？是无产阶级的宇宙观和人生观。这同我潜伏的绅士意识、中国式的士大夫意识、以及后来蜕变出来的小资产阶级或者市侩式的意识，完全处于敌对的地位。没落的中国绅士阶级意识之中，有些这样的成分：例如假惺惺的仁慈礼让、避免斗争……以致寄生虫式的隐士思想。（完全破产的绅士往往变成城市的波希美亚——高等游民，颓废的、脆弱的、浪漫的，甚至狂妄的人物。说得实在些，是废物。我想，这两种意识在我内心里不断地斗争，也就侵蚀了我极大部分的精力。我得时时刻刻压制自己绅士和游民式的情感，极勉强地用我所学到的马克思主义的理智来创造新的情感、新的感觉方法。可是无产阶级意识在我的内心里是始终没有得到真正的胜利的。）
　　
当我出席政治会议，我就会“就事论事”，抛开我自己的“感觉”专就我所知道的那一点理论去推断一个问题，决定一种政策等等。但是，我一直觉得这工作是“替别人做的”。我每次开会或者做文章的时候，都觉得很麻烦，总在急急于结束，好“回到自己那里去”休息。我每每幻想着：我愿意到随便一个小市镇去当一个教员，并不是为着发展什麽教育，只不过求得一口饱饭罢了。在余的时候，读读自己所爱读的书、文艺、小说、诗词、歌曲之类，这不是很逍遥的吗？
　　
这种两元化的人格，我自己早已发觉——到去年更是完完全全了解了，已经不能丝毫自欺的了；但是“八七”会议之后，我并没有公开地说出来，四中全会之后也没有说出来，在去年我还是决断不下，以致延迟下来，隐忍着，甚至对之华（我的爱人）也只偶然露一点口风，往往还要加一番弥缝的话。没有这样的勇气。
　　
可是真相是始终要暴露的，“二元”之中总有“一元”要取得实际上的胜利。正因为我的政治上疲劳倦怠，内心的思想斗争不能再持续了。老实说，在四中全会之后，我早已成为十足的市侩——对于政治问题我竭力避免发表意见。中央怎麽说，我就怎麽说，认为我说错了，我立刻承认错误，也没有什麽心思去辩白。说我是机会主义就是机会主义好了，一切工作只要交代得过去就算了。我对于政治和党的种种问题，真没有兴趣去注意和研究。只因为六年的“文字因缘”，对于现代文学以及文学史上的各种有趣的问题，有时候还有点兴趣去思考一下，然而大半也是欣赏的分数居多，而研究分析的分数较少。而且体力的衰弱也不容许我多所思索了。
　　
体力上的感觉是：每天只要用脑到两三小时以上，就觉得十分疲劳，或者过分的畸形的兴奋——无所谓的兴奋，以致于不能睡觉，脑痛……冷汗。
　　
唉，脆弱的人呵！所谓无产阶级的革命队伍需要这种东西吗？！我想，假定我保存这多余的生命若干时候，我另有拒绝用脑的一个方法，我只做些不用自出心裁的文字工作，“以度余年”。但是，最后也是趁早结束了罢。
　　
我和马克思主义
　　
当我开始我的社会生活的时候，正是中国的“新文化”运动的浪潮非常汹涌的时期。为着继续深入地研究俄文和俄国文学，我刚好又不能不到世界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去。我那时的思想是很紊乱的：十六、七岁开始读了些老庄之类的子书，随后是宋儒语录，随后是佛经、《大乘起星信论》——直到胡适之的《哲学史大纲》、梁漱溟的《印度哲学》，还有当时出版的一些科学理论、文艺评论。在到俄国之前，固然已经读过倍倍尔的著作，《共产党宣言》之类，极少几本马克思的书籍，然而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是根本说不上的。
　　
而且，我很小的时候，就不知怎样有一个古怪的想头：为什麽每一个读书人都要去“治国平天下”呢？个人找一种学问或是文艺研究一下不好吗？所以我到俄国之后，虽然因为职务的关系，时常得读些列宁他们的著作、论文、演讲，可是这不过求得对于俄国革命和国际形势的常识，并没有认真去研究。政治上一切种种主义，正是“治国平天下”的各种不同的脉案和药方。
　　
我根本不想做“王者之师”，不想做“诸葛亮”——这些事自然有别人去干——我也就不去研究了。不过，我对于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终极理想，却比较有兴趣。
　　
记得当时懂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社会同样是无阶级、无政府、无国家的最自由的社会，我心上就很安慰了，因为这同我当初无政府主义、和平博爱世界的幻想没有冲突了。所不同的是手段。马克思主义告诉我要达到这样的最终目的，客观上无论如何也逃不了最尖锐的阶级斗争，以致无产阶级专政——也就是无产阶级统治国家的一个阶段。为着要消灭“国家”，一定要先组织一时期的新式国家；为着要实现最彻底的民权主义（也就是所谓的民权的社会），一定要先实行无产阶级的民权。这表面上“自相矛盾”，而实际上很有道理的逻辑——马克思主义所谓辩证 法——使我很觉得有趣。我大致了解了这问题，就搁下了，专心去研究俄文，至少有大半年，我没有功夫去管什麽主义不主义。
　　
后来，莫斯科东方大学要我当翻译，才没的办法又打起精神去看那一些书。谁知越到后来就越没有功夫继续研究文学，不久就喧宾夺主了。
　　
但是，我第一次在俄国不过两年，真正用功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常识不过半年， 这是随着东大课程上的需要看一些书。明天要译经济学上的那一段，今天晚上先看一道，作为预备。其它唯物史观哲学等等也是如此。这绝不是有系统的研究。至于第二次我到俄国（一九二八年——一九三○年），那时当着共产党的代表，每天开会，解决问题，忙个不了，更没有功夫做有系统的学术上的研究。
　　
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部分：唯物论的哲学。唯物史观——阶级斗争的理论，以及经济政治学，我都没有系统地研究过。资本论——我就根本没有读过，尤其对于经济学我没有兴趣。我的一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常识，差不多都是从报章杂志上的零星论文和列宁几本小册子上得来的。
　　
可是，在一九二三年的中国，研究马克思主义以至一般社会学的人，还少得很。因此，仅仅因此，我担任了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之后，就逐渐地偷到所谓“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虚名。
　　
其实，我对这些学问，的确只知道一点皮毛。当时我只是根据几本外国文的书籍转译一下，编了一些讲义。现在看起来，是十分幼稚、错误百出的东西。现在有许多新进的青年，许多比较有系统地研究了马克思主义的学者——而且国际的马克思主义的学术水平也提高了许多。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误会”，就是用马克思主义来研究中国的现代社会，部分的是研究中国历史的发端——也不得不由我来开始尝试。五四以后的五年中间，记得只有陈独秀、戴季陶、李汉俊几个人写过几篇关于这个问题的论文，可是都是无关重要的。我回国之后，因为已经在党内工作，虽然只有一知半解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却不由我不开始这个尝试：分析中国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程度，分析中国社会阶级分化的性质，阶级斗争的形势，阶级斗争和反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关系等等。
　　
从一九二三年到一九二七年，我在这方面的工作，自然，在全党同志的督促，实际斗争的反映，以及国际的领导之下，逐渐有相当的进步。这决不是我一个人的工作，越到后来，我的参加越少。单就我的“成绩”而论，现在所有的马克思主义者都可明显地看见，我在当时所做的理论上的错误，共产党怎样纠正了我的错误，以及我的理论之中包含着多麽混杂和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的成分。
　　
这些机会主义的成分发展起来，就形成错误的政治路线，以致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不能不开除我的政治局委员。的确，到一九三○年，我虽然在国际上参加了两年的政治工作，相当得到一些新的知识，受到一些政治上的锻炼，但是，不但不进步，自己反而觉得退步了。中国的阶级斗争早已进到了更高的阶段，对于中国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形势，需要更深刻更复杂的分析，更明了的判断，而我的那点知识绝对不够，而且非无产阶级的反布尔塞维克的意识就完全暴露了。
　　
当时，我逐渐觉得许多问题，不但想不通，甚至不想动了。新的领导者发挥某些问题议论之后，我会感觉到松快，觉得这样解决原是最适当不过的，我当初为什麽简直想不通；但是——也有时候会觉得不了解。
　　
此后，我勉强自己去想一切“治国平天下”的大问题的必要，已经没有了！我在十二分疲劳和吐血症复发的期间，就不再去“独立思索”了。一九三一年初，就开始我政治上以及政治思想上的消极时期，直到现在。从那时候起，我没有自己的思想。（我以中央的思想为思想。）这并不是说我是一个很好的模范党员，对于中央的理论政策都完全而深刻的了解。相反的，我正是一个最坏的党员，早就值得开除的，因为我对中央的理论政策不加思索了。偶尔我也有对中央政策怀疑的时候，但是，立刻就停止怀疑了——因为怀疑也是一种思索；我既然不思索了——自然也就不怀疑。
　　
我的一知半解的马克思主义知识，曾经在当时起过一些作用——好的坏的影响都是人所共知的事情，不用我自己来判断——而到了现在，我已经在政治上死灭，不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宣传者了。
　　
同时要说我已放弃了马克思主义，也是不确的。如果要同我谈起一切种种政治问题，我除开根据我那一点一知半解的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来推论以外，却又没有什麽别的方法。事实上我这些推论又恐怕包含着许多机会主义，也就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在内，这是“亦未可知”的。
　　
因此，我更不必狂然费力去思索：我的思路已经在青年时期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初步，无从改变；同时，这思路却同非马克思主义的岐路交错着，再自由任意地走去，不知会跑到什麽地方去。——而最主要的是我没勇气再跑了，我根本没有精力在作政治的社会科学的思索了。
　　
盲动主义和立三路线
　　
当我不得不负担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导的时候，正是中国革命进到了最巨大的转变和震荡的时代，这就是武汉时代结束之后。分析新的形势，确定新的政策，在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和阶级斗争最复杂最剧烈的路线汇合分化转变的时期，这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当时，许多同志和我，多多少少都犯了政治上的错误；同时，更有许多以前的同志在这阶级斗争进一步的关口，自觉或不自觉的离开了革命队伍。在最初，我们在党的领导之下所决定的政策一般的是不正确的。武汉分裂以后，我们接着就决定贺叶的南昌暴动和两湖广东暴动（一九二七年），到十一月又决定广州暴动。这些暴动本身并不是什么盲动主义，因为都有相当的群众基础。固然，中国的一般革命形势，从一九二七年三月底英美日帝国主义炮轰南京威胁国民党反共以后，就已经开始低落；但是，接着而来的武汉政府中的奋斗、分裂——直到广州暴动的举出苏维埃旗帜，都还是革命势力方面正当的挽回局势的尝试，结果，是失败了——就是说没有能够把革命形势重新转变到高涨的阵容，必须另起炉灶。而我——这时期当然我应当负主要的责任——在一九二八年初，广州暴动失败之后，仍旧认为革命形势一般的存在，而且继续高涨，这就是盲动主义的路线了。
　　
原本个别的盲动现象，我们和当时的中央从一九二七年十月起就表示反对；对于有些党部不努力去领导和争取群众，反而孤注一掷，或者仅仅去暗杀豪绅之类的行动，我们总是加以纠正的。可是，因为当时整个路线错误，所以不管主观上怎样了解盲动主义现象不好，费力于枝枝节节的纠正，客观上却在领导着盲动主义的发展。
　　
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大会纠正了这个错误，使政策走上了正确的道路。自然，武汉时代之后，我们所得到的中国革命之中的最重要的教训：例如革命有一省或几省先胜利的可能和前途，反帝国主义革命最密切的和土地革命联系着等——都是“六大”所采纳的。苏维埃革命的方针，就在“六大”更明确地规定下来。
　　
但是以我个人而论，在那个时候，我的观点之中不仅有过分估量革命形势的发展，以致助长盲动主义的错误。对于中国农民阶层的分析，认为富农还在革命战线之内，认为不久的将来就可以在某些大城市取得暴动的胜利等观点，也已经潜伏着或者有所表示。不过，同志们都没有发觉这些观点的错误，还没有指出来。我自己当然更不会知道这些是错误的。直到一九二九年秋天，讨论农民问题的时侯，才开始暴露我在农民问题上的错误。不幸得很，当时没有更深刻更无情的揭发……。
　　
此后，就来了立三路线的问题了。
　　
一九二九年底，我还在莫斯科的时侯，就听说立三和忠发的政策有许多不妥当的地方。同时，莫斯科中国劳动大学(前称孙中山大学)的学生中间发生非常剧烈的斗争。我向来没有知人之明，只想弥缝缓和这些斗争，觉得互相攻讦批评的许多同志都是好的，听他们所说的事情却往往有些非常出奇，似乎都是故意夸大事实，奉为“打倒”对方的理由。因此，我就站在调和的立场。这使得那里的党部认为我恰好是机会主义和异己分子的庇护者。结果，撤销了我的中国共产党驻莫斯科代表的职务，准备回国。自然，在回国任务之中，最主要的是纠正立三的错误，消灭莫斯科中国同志的派别观念对于国内同志的影响。
　　
但是，事实上我什么也没做到。立三的错误在那时——一九三○年夏天——已经形成了自己的半托洛茨基的路线，派别观念也使得党内到处压抑莫斯科回国的新干部。而我回来召集的三中全会，以及中央一切处置，都只是零零碎碎地纠正了立三的一些显而易见的错误。既没有指出立三的路线错误，更没有在组织上和一切计划及实际工作上保证国际路线的执行。实际上我的确没有认出立三路线和国际路线的根本不同。
　　
老实说，立三路线是我的许多错误观点——有人说是瞿秋白主义——逻辑的发展。立三的错误政策可以说是一种失败主义。他表面上认为中国全国的革命胜利的局面已经到来，这会推动全世界的成功，其实是觉得自己没有把握和发展苏维埃革命在几个县区的胜利，革命前途不是立即向大城市发展而取得全国胜利以至全世界的胜利，就是迅速的败亡，所以要孤注一掷地拼命。这是用左倾空谈来掩盖右倾机会主义的实质。因此在组织上，在实际上，在土地革命的理论上，在工会运动的方针上，在青年运动和青年组织等等各种问题上……无往而不错。我在当时却辨别不出来。事后我曾说，假定“六大”之后，留在中国直接领导的不是立三而是我，那么，在实际上我也会走到这样的错误路线，不过不至于象立三这样鲁莽，也可以说，不会有立三那样的勇气。我当然间接地负着立三路线�